最近，广东教育出版社推出了由方在庆君主持翻译的，A．Paisl982年写的爱因斯坦传记，“‘SubtlelstheLord’TheSci?enceandtheLifeofAlbertEinstein”的一种新版本，译名为“‘上帝难以捉摸……’爱因斯坦的科学与生活”。方君是我的一位忘年交，在差不多十年前初次见面时，他对我说，已经完成了此书的译稿，正苦于出版未能落实。当时我告诉他，1988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已出了一本中译本（以下简称为“旧译本”）：《‘上帝是微妙的……’爱因斯坦的科学和生平》，但是翻译质量很差；所以，仍然有需要重新出一本可读的新译本。
我说旧译本“质量很差”，是因为译文含有许多明显的错误，包括有不少严重的错误。其中最为恶劣的，是把Mossolini（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译为“穆斯林”（旧译本556页）。此外，还把Goether（德国大文豪歌德）当成地名“哥德”（387页），把两家出版社Barth和Vieweg的名称当成爱因斯坦的两位合作者的姓氏（375页）。科学内容方面，把CERN（欧洲核研究中心）译成“欧洲控制研究中心”（作者简介），把condensor（此处的意思是电容器）译成“冷凝器”（589页），把vary?ingtransparency（可变透明度，单数名词）译成“不同软片”（604页），又反而把influx（变动不定的）译成“通量”（511页），等等。译文的低劣，于此可见一斑。一般性的误译，就不必一一举出来了。此书列出译者四人，校者三人的姓名，最后一名校对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我相信他只是挂了个名，而没有认真看过这份译稿。
以上提到的几处误译，在方君的新译本里，都有恰当的表达。由此可见，新旧两种译本的质量，确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新译本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戈革先生的书评（《中华读书报》1999年3月3日）已经对此提出了几点中肯的意见。我还可以补充说，当我看到在此书的“人名索引”里把Heine（另一位德国文豪海涅）称为“海因”的时候，不禁大吃一惊。幸而翻到相应的正文，才发现这只是索引的问题。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一位意大利画家FraAngelico的名字上：正文作“安吉利科”，而索引则作“弗拉”。据了解，此人是一名修士，Angelico是其名；Fra则是用于意大利教士的专门称呼（意为“兄弟”），既不是他的姓，亦不是他的名。其实，那时候的意大利人，一般（或者全体）都只有名而无姓。例如，著名的LeonardodaVinci，“列昂纳多”是其名，“达·芬奇”是“从芬奇地方来”的意思。后来，作为人名后缀的地名才逐渐演变为姓。这就像我国古代，汉族的一些贵族以其原来的封地为姓（如秦、楚、燕、赵等）一样。现在流行的前名后姓的排列，其实只是西欧的习惯，却偏要当成什么“国际惯例”，抹煞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实在是可悲又可笑。
派斯后来在1994年又写了一本爱因斯坦的新传记“EinsteinLivedHere”，着重在非专业的描述。去年，东方出版中心亦出版了由戈革先生主持翻译的中文本，译名为“一个时代的神话———爱因斯坦的一生”。由于条件所限，我没有读过此书的原文版本，无从加以评论。但是，为了鉴别方君译本的质量，我曾拿这两本原著有相同内容的章节，亦即前书第30章与后书第6章“爱因斯坦是如何获得诺贝尔奖的”的两种版本大略比较，结果发现，两种译文的基本意思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出入，而在表达上则各有千秋。不过，仔细斟酌起来，有些地方仍然值得商量。例如，原文511页campaign一词，戈本译作“请托”，方本译作“竞选号召”，似乎都不够理想，依我的意思，不如译为“拉票”更妥当。总而言之，方君的译本起码达到了准确和通顺。这十几年来的努力，终于有了报偿。这同他在科学和哲学上所受到的高层次教育，以及相应的研究经历是分不开的。此外，方君曾在德奥长期进修，英语和德语都同样流利，有能力从德文文献的原文得到理解，这在国内也是比较难得的。以上谈到的一些毛病，只是一些瑕疵而已。
戈先生把他所译爱因斯坦传的主标题，定为“一个时代的神话”，这恐怕不是出于销路的考虑。神话总是要破灭的，这里面明显含着贬抑爱氏的意思，而且是派斯的原书中所不曾有的意思。在文学界里，早就有“褒杜贬李”还是“褒李贬杜”之争。而在科学界里，对于爱因斯坦和玻尔，如何褒贬，各人当然可以有自己的意见。但是，把个人意见硬安在一本并非按这种意见写成的原著译本书名里，就未免失之偏颇了。在戈先生新近这篇书评里，讲了一通他对派斯写的一些科学史著作的看法。这些意见，基本上是7年前对派斯的一本玻尔传（那本书我也没看过）的评论（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年2期）有关内容的重复。我想就这个问题再谈一谈。
近年来，国际上物理学家写的物理学史著作，颇有方兴未艾之势。且不论外因伯（S．Weinberg）、塞格雷（E．Segre）等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写的面向普及的物理学史书籍，就是在粒子物理前沿曾经作出过出色贡献的一些物理学家，除派斯外，还有施韦伯（S．Schweber）和阿玛尔提（E．Amaldi）等，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已经陆续刊登在《现代物理评论》和《物理报告》等权威刊物上。这无疑是一件值得欢迎的好事。物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应当携手协作，取长补短，使科学史的园地更加丰富，更加蓬勃。如果囿于门户之见，互相贬斥，甚至互相攻讦，又有什么好处呢？
至于戈先生讲到派斯的著作，受到玻尔后人的冷遇，我想是有特别原因的。大凡一位著名人物的后代，追随者和崇拜者，常常抱着“为尊者讳”的态度，自己不讲，也不喜欢（甚至想办法阻止）别人讲那些名人的缺点和失误。比较一下居里夫人的女儿为她写的传记同别人写的传记，或者经过爱因斯坦的秘书杜卡斯之手的资料和别人发表的爱因斯坦的资料，都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明显差别。
从派斯关于量子力学的基本观点看来，他无疑是倾向于玻尔一方，或者是支持哥本哈根学派的。但是，派斯的这种倾向，还没有使他迷信到盲目地顶礼膜拜，视玻尔为神灵的程度。例如，在《InwardBound》一书里，派斯不仅如实地写出玻尔的几次颇有影响的重大失误（其中两次是试图否定能量守恒定律），还举出了被认为是哥本哈根阵营里的一些重要角色对玻尔的不满之词，其中有：狄拉克否认在建立他的方程时受到过玻尔的直接影响（287页）；泡利对玻尔在β衰变中能量不守恒假设的批评（309页）等；还有：埃仑费斯特对奥本海默说玻尔的笼统含混不适合于他，劝他另找高明的老师（368页）；派斯甚至还评论说，费米幸好“没有在玻尔的轨道上运行”，才能够作出β衰变理论的划时代贡献（401页）。凡此种种，还不足以使得玻尔的后代和崇拜者们对派斯产生拒斥的情绪吗？
反过来，我们觉得，正是派斯著作里的这种比较公允的介绍，这种不甘于“人云亦云”，敢于说出真话而不怕得罪人的态度，赢得了学术界的重视和广大读者的喜爱。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读者，都会在派斯的叙述里面，体会到其中的哲理。事实上，派斯并不是专门揭玻尔的短处，仔细读过他的《上帝难以捉摸》，也会发现他对爱因斯坦也并非一味说好话，从中可以了解到不少一般读物中所看不到的资料。
物理学家们一般没有钻研过历史学，他们的著作免不了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即使是历史学家，也有些偏重于考据，有些偏重于立论，有些做断代史，有些做专门史。这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是相辅相成的。然而，我想，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宁可在年代、族谱、经历、长相等历史细节上有出入，不可以在科学上弄错了。因为，后一种错误会带来更大的消极影响。遗憾的是，我们常常看到，在标榜为正宗科学史家或者物理史家的作品中，会出现一些不应当出现的科学性错误。
譬如，在戈先生的一篇不长的《费曼小传》（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年6期）里，就有几处这样的错误：例如，在讲到费曼在战时的工作时，文中说“他带领了一批‘计算员’（computer）”。但在费曼的原著《SurelyYouAreJoking》里说得很清楚：“WehadtheseMarchantcomputers－handcalculatorswithnumbers”，其中的computer明白指的是一种“玛昌德”牌的、手工操作的、可以做四则运算的机械式计算机。在国内，直到60年代，这种牌号和其他牌号的手摇或者用电动机驱动的桌上机械，仍然是许多研究单位里进行大量计算的得力工具。又如，文中说到1969年费曼提出“部分子”模型，“后来，人们由普遍的理论得出了夸克概念”。而事实上，“夸克”是1964年由盖尔曼提出来的，这里把两件事的先后次序弄颠倒了。
本来，一位既缺乏理论研究计算经验，又对物理学前沿的发展不够熟悉的作者，出了这样的差错，也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不过，最好还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起码对己对人都使用同一个标准，这样才有利于学术界的团结，有利于科学的发展。最后，我再引用戈革先生在他的译本的“译后记”里说得很好的一句批评：“本来所知极为有限却摆出一副大权威的架式，以‘喝斥’别人为己任，对根本不懂的事情也要妄加干涉，用极端霸道的办法压制别人的真知灼见”，希望任何人，没有例外，都要以此为戒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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